在世代往来于淮滨县和阜南县的居民看来，7年前的交通方式和时下并无二致。

　　分属于河南省和安徽省的淮滨县和阜南县相隔着一条洪河，尽管7年前连接两地的大桥便已开始投资建设，但今天它却仍未通车，摆渡依旧是居民们的唯一选择。

　　方集洪河大桥（下称“方集大桥”），横跨淮河最大支流洪河的跨省大桥，由阜南县与淮滨县2003年签订《方集洪河大桥建设协议》开建，2006年9月大桥主体完工，但因与大桥南端连接的道路问题并未解决，它成为了一座“断头桥”。

　　一座本可以成为兄弟省份合作建桥，打造跨区域“统一市场”范例的桥，为何时至今日仍是梦想？“统一市场”又因何而难？透过洪河大桥，依稀可窥见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病因。

　　然而，事实又不止于此。另据《第一财经日报》记者调查，在山西吕梁，民营煤企和国有煤企还在“拉锯”；在LED产业颇具规模的广东，业界还在关注何时能有LED的国家标准，统一市场仍然任重道远。

　　大桥的烦恼

　　按照计划，于2003年开始投资建设的方集大桥，本该在2006年建成通车，《方集洪河大桥建设协议》显示，方集大桥的业主单位为阜南县政府，并由阜南县政府负责筹集大桥建设资金；两县人民政府各自负责其区域内的征地拆迁、接线道路建设。

　　阜南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孟波表示，根据上述协议，2003年，安徽省交通厅、安徽省水利厅和阜南县政府开始共同出资建造这座大桥，前后投资总额近1300万元。建设过程中，阜南县曾因资金困难一度停工，但最终，还是克服了资金不足、物价上涨等诸多困难，保证了方集大桥的主体工程于2006年9月完工。

　　但此时，大桥却在淮滨县卡壳了。

　　按照协议，阜南县政府在将方集大桥建成后，淮滨县应负责将本县区域内与大桥相关的连接工程建成，但直至今年8月，与方集大桥相关的接线工程、公路配套设施也没有动工的迹象，以至于修好的大桥断头悬空，人不能走、车不能通。

　　在洪河岸边便可以看到，这座全长396米，宽10米的大桥，已到处杂草丛生，一片荒芜，桥面上一些裸露在外的钢筋已经锈迹斑斑。

　　淮滨县交通局办公室主任李勇对本报记者表示，方集大桥的接通之所以迟迟未能开工，主要的原因就是配套公路的建设资金投资巨大。为了保证方集大桥的通车，因此淮滨县需要建设一条总长13公里、总投资大约3380万元的公路。

　　“近几年主要没建成的原因就是无法突破农村公路建设的界限，这个农村公路建设的标准太低，包括路的等级，还有投资、宽度，都不符合省级边界连接线二级公路建设的标准，相差太大，所以我们迟迟没建。”此前，李勇接受媒体采访时说。

　　然而，一位来自于淮滨县某部门的官员却给出了另一种解释。据其表示，当地之所以对方集大桥的建设积极性不高，主要原因在于，这座大桥建成通车后，实际上对阜南县更有利，至于淮滨县，只能方便一些群众的出行，得冒着大量消费人群外流的风险。

　　“阜南县的方集镇可是个大镇，方圆数百里都数得着，将来桥一建成，岂不是更吸引大量淮滨人去消费购物了？”这名官员甚至疑惑地问本报记者。

　　去年8月，在包括本报在内的国内多家媒体对此事持续报道后，淮滨县已有所行动，但今年9月2日，本报记者在现场发现，这座已经荒芜7年的大桥仍然没有动用的迹象。

　　对此，淮滨县交通局在一份《关于省界方集洪河大桥连接线工程进展情况的反馈》中解释说，当地已经就此工程向上级申请了大别山扶贫连片开发项目，并争取到上级路面投资2380万元，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推进中。

　　已经拖延7年的方集大桥何时能真正修通？淮滨县交通局一位负责人说，该工程牵涉到项目征地，需要等农民秋收后方可进行，乐观地估计，今年年底能完成。

　　山西煤改过后

　　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之外，发生在山西煤改过程中的民营煤企与国有煤企的并购战，也让统一市场欲说还休。

　　山西煤改过后，吕梁大部分煤矿被收为国有，但和全省其他地市相比，吕梁留下的民营煤企数量依然最多，这又与吕梁民营煤企整体实力较强有关。

　　而民营煤企为了不在煤改过程中被吞并，也只有不断壮大自己才能生存。以柳林联盛集团为例，它在煤改过程中疯狂收购了十余座煤矿，其中也不乏无法生产的矿井。

　　尽管由国有煤矿整合，有利于资源的集约利用，但与当地民营煤企相比，仍存在不少的差异。除了民营煤企能为地方政府贡献更多的税收外，亦与民生有关。

　　据本报记者了解，出于本地人回报家乡的考虑，大多数民营煤企都会雇用本地人来矿上工作，逢年过节也给村民送上米、面、煤，甚至修路、修学校，资助贫困大学生上学。

　　而国有煤矿进驻以后，由于国企摊子大，负担重，原有的矿井已经无法维持现有人员的开支，开辟新矿后必须带着老员工一起来，这也影响到当地的就业。

　　对于国企大批进入，吕梁市曾专门召开会议，恳请国企能多点担当。尤其是在遇到因煤矿开采导致的地质灾害问题时，一定要多站在百姓的立场上考虑。

　　吕梁某县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煤炭局长告诉本报记者，其时为了保住该县一大型民营煤企，除去企业自身四处奔波找关系外，该县包括县长在内的多位领导，均跑到了太原四处活动。

　　“难度很大，一方面要说服煤炭厅等相关政府部门，另一方面还要说服有意收购本地煤矿的那些国有大型煤企。”上述煤炭局长说。

　　而一些眼看保留无望的煤企，只能在收购价上做文章。“投资两三个亿的煤矿，国企收购时只肯出不到1个亿甚至几千万，叫人怎么接受？”提起当年被收购煤矿时的情形，山西汾阳一位前煤老板说。

　　据上述煤老板介绍，面对强势的国企，民企能做的并不多，通过一些利益输送，尽可能地多回笼一些资金，成了众多煤老板的无奈之举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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